[摘要] 一份由国家发改委和云河都市研究院联合编制的排名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名列三甲，之后依次有广州、天津、苏州、杭州、重庆、南京和武汉。
一份由国家发改委和云河都市研究院联合编制的排名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名列三甲，之后依次有广州、天津、苏州、杭州、重庆、南京和武汉。
中国城市的综合实力怎么算？近日，由国家发改委联合云河都市研究院联合编制的报告给出了一份答案。北京、上海、深圳名列三甲，其后进入前十的城市依次有广州、天津、苏州、杭州、重庆、南京和武汉。
12月27日，由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和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2016》（下称《指标》）在京发布，该指标由日本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和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领衔，历时四年，对中国所有地级及以上的295座城市进行量化指标分析。
指标体系上，《指标》在社会、经济、环境三大个大项指标下，分别设置三个二级指标（中项指标），每个中项指标下又包含3个三级指标（小项指标）。共计27个小项指标由133项细分指标支撑。
徐林表示，评价城市发展的要用综合的、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该《指标》从多维角度、多个细分指标看待城市发展，对城市发展具有较大借鉴意义。
《指标》所需数据主要来源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据（2014）、互联网采集数据（2015）以及卫星遥感数据（2014），终通过公式换算得出排名。
北上之争 深广之争
《指标》显示，北上深广依然是中国城市的传统四强。
《指标》分析认为，北京之所以在综合排名中超越上海名列，主要得益于社会大项，特别是在传承与交流这一中项指标中。数据显示，北京在历史遗存、文化场所以及交流等小项中均得到100分，相比之下上海的历史遗存只有67.4分。不过，在经济大项中，上海排名，经济质量评分超出北京许多。
而至于深圳与广州的第三之争，《指标》分析认为，深圳的优势主要是在环境大项与经济大项中。尤其在环境大项中名列，掩盖了深圳作为新兴城市在社会大项中的瑕疵。相比之下，广州在环境中排名第11。
除了前十，《指标》还公布了排名11-20位的城市，依次是成都、宁波、西安、青岛、无锡、厦门、佛山、长沙、大连、福州。
国际竞争力仍有差距
周牧之透露，下一步的指标开发，是将中国排名前列的大城市与亚洲其他国际都市对比，以发现中国特大城市的缺陷与不足，有望在明年推出有关亚洲城市综合指数。
在未公开的新研究中，他发现，中国名列前茅的北京、上海、深圳三座城市在GDP规模、人均GDP、在校大学生数量、入境游客数 、金融辐射力、城市轨道交通运里程数方面，都落后于东京，尤其是在GDP的总量与人均两项指标上。仅在PM2.5、科技辐射力、货物出口数、常住人口数量上，中国三甲才或多或少超越东京。
人口密度差异是原因之一。他介绍了日本的“人口集中区域”概念（DID，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后者是日本城市化进程中从1960年人口普查就开始采用的衡量城市化率的重要指标。
具体来讲，“人口集中区域”是指基本单位区内人口密度高于4000人/平方公里、且与相邻区域合计人口超过5000人/平方公里以上的区域。对于机场、港湾、工业区和公园等具有较强都市色彩的基本单位区，虽然人口密度低，但也被包括在人口集中区域之内。周牧之介绍，符合这一标准的区域，在日本就会被认定为城市区域，与中国依靠行政区划划分城乡的方式不同。
如果按照密度导向的DID指标测量人口城市化率，中国（42.6%）与日本（67.3%）差距较大，相差近25个百分点。就具体的大城市群来看，差距也比较明显。例如，东京大都市圈的DID人口率超过89%，京津冀和长三角城市群则为51.4%和61%。
DID及其人口率本次也被引入了《指标》对中国城市的评估中。周牧之表示，希望这套指标能够提高中国城市对现状的把握力，学习其他城市的能力以及制定城市战略和规划的能力，进而提高中国的城市力量。
大城市群战略与“适度加密”
周牧之认为，中国许多学者与官员所推崇的、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诸国所走的中小城市城镇化道路值得商榷。因为这些国家工业化进程较早，农村向城市劳动力转移多始于周边地区，且经历了农业到纺织业、到机械业、再到服务业、后到信息业的漫长过程。
“相反，工业化后发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往往倾向于大城市发展模式。”周牧之表示，20世纪后产业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已成为世界性的趋势，作为城市经济主体的现代产业集聚能力越来越强大。
为此，他建议主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三个大城市群以及成渝城市群的，并在此基础上“适度加密”。
这得到了《指标》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的认同。周其仁表示，过去讨论城市问题，基本选项限于“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市”，殊不知城市的标度更应该是密度，而非仅是单维度的大、中、小等分类，特大城市并不一定是“特密城市”
“不少特大城市的很大部分空间，密度严重偏低，生态、经济、文化等综合效益都不高。”周其仁表示。
而至于高密度所带来的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问题。周牧之认为， 一方面需要提高城市的组织能力和基础设施水平，大化城市密度对提高生产、便利性和多样性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需要舒缓过高的局部人口密度，追求人口密度与城市管理能力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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