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二套房”这一困扰房地产调控多年的“谜语”，虽已有官方释义，但仍弥补不了全国住房普查制度中断25年所留下的个人住房档案欠账
房屋普查“雷区”
“二套房”认定的尴尬，再次给性房屋普查工作制度化敲响了警钟。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有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等重要的基础性住房数据，至今使用的还是估算的模糊数字。这甚至成为起草房地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建议稿时的一大障碍。为此，朱中一建议：尽快开展范围的房屋普查工作。
“如果一个国家对居民住房情况都弄不清楚，住房政策就很难准确。”现年80岁的著名房地产专家包宗华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自己已记不得为房屋普查呼吁过多少回了。
包宗华早年曾为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据他介绍，1985年次房屋普查时，有近70万城镇人口接受了调查。而那次“房普”之所以能最终成行，离不开住房局一位副局长的力排众议和直言进谏，“当时连局长都反对，认为普查耗费人力物力巨大，条件不具备。”
但恰恰是这次“强争”来的房屋普查，为后来的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北京市曾在2007年7月开展过一次全市范围的房屋普查，目的是“摸清家底”。普查工作可谓“举全市之力”进行，北京市主管副市长亲自挂帅，房管、规划、国土和统计等部门悉数到位；中央在京的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军区总后勤部等部门的领导参与协调。
普查工作已过去3年，普查结果至今鲜为人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房地产业处处长文林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当年她和同事因为一个课题的需要，一直期待普查结果公示，结果“等了3年也没看到”。
文林峰怀疑，可能是普查结果触及到了一些不便公开的“敏感信息”，比如官员财产、公房私用以及政策性住房分配是否合理等问题，这些都有可能是房屋普查工作的“雷区”。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秘书长苗乐如，2007年时曾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是当年那次房屋普查的实际领导者之一。他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证实，当年的房屋普查结果“确实发了公告”，只不过按照《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公告内容比较简单”。
遗憾的是，北京市这场声势浩大的房屋普查工作，并没有推动性房屋普查工作的制度化。《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内部曾经对此有过几次动议，但最终放弃。据透露，内部讨论时一些人认为，“应该由国家统计局牵头做此事更为合适”，且性房屋普查兴师动众、人力物力以及跨部门协调，都是难题。
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2008年，包宗华曾写信给当时即将退任的建设部部长，建议他在退休之前“干一件大事”，以便将来“在历史上记下一笔”。这件所谓的“大事”，就是开展房屋普查。可惜，这一建议因多种原因仍未得以落实。
然而，“二套房”认定的困惑，以及由此带来的房地产调控落实压力，再次将房屋普查逼向了死角。
“房屋普查是迟早绕不过去的一项工作，是中国住房制度转型过程中必须要补的一课。”在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名誉副会长、人居环境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元端看来，“如果真能将人口普查与房屋普查绑定，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可以事半功倍，大大节省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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