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垃圾场旁边，但你可能正居住在比垃圾更具危害的毒地之上，因为你对所住社区的用地历史数据几乎一无所知。所谓毒地，是指曾从事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人体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块。
城市毒地涌现
康泉新城二期污染的土方量在业内人士看来并不惊人,比其面积更大、修复更难的地块不胜枚举。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北京南三环有一片化工厂、农药厂聚集地，这片场地有多少做过调查，做过土壤修复？而今这片土地早已纳入住宅或商业开发了。”北京一位参与多起修复项目的专家称。
2001年，中国城市“退二进三”的政策，随着国办发〔2001〕98号文发布而逐渐增加力度，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大批污染型企业外迁。尤其是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要求各地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高污染化工企业，企业搬迁风生水起,污染场地大面积暴露。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骆永明的研究表明，仅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污染企业搬迁数千家，置换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
重庆，2004年至2012年，集中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而这些企业原址基本都位于；江苏，连续三年时间内陆续搬迁4000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留下了大量污染情状不明的场地。
这些地块因地理位置优越，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状况下面临着巨大的开发动力。这些被遗留的场地污染到底有多大面积？严重程度如何？究竟有多少在未经治理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目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发布。
但从一份北京市环保局在2005年至2006年的调查数据中可见一斑。在北京市环保局突击调查的18家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化工企业中，有7块场地土壤污染，部分场地污染深达15米，必须经过严格的修复，才能满足规划用途的环境要求。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污染场地应以万计，其中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以北京为例，2001年－2005年间，北京搬迁了142家工厂，置换出878万平方米可供重新利用的土地。而据北京市环保局污染场地管理科科长李敬东介绍，自2004年至今，北京市已知的污染场地仅有十几块，已经修复的只有8块。
由于国有老厂的环保设施和意识缺乏，对于污染物的处理相当简易。当年的农药厂对农药残渣等有害化学残留物的处理方式，基本是就地排放掩埋，有的离地面仅五六米，因此，不少经过处理的毒地依然污染物浓度很高，甚至超过有关监管标准的成百上千倍，有的污染物深达地下十几米，有些污染物迁移至地下水，并扩散，导致更大规模的污染。
目前，“中国已经发现的污染场地还不到100块。”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姜林介绍，然而，美国的污染场地大概在四五十万块，欧洲也有几十万块的数量。
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舫指出，国内不少毒地未经任何处理修复，就直接用于开发，一旦出事，就不只是环境问题，而是影响地价、房价的经济问题，更是危害健康、人身权利的严重社会民生问题。
因此，对已存并新增的毒地的真实状况，包括面积、污染程度、治理与否、开发再利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彻底的摸底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严格治理，已然刻不容缓。
被遮蔽的真相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发生过多起由于场地污染而致急性中毒事件，随着土地开发建设加速，类似事件呈上升趋势。
2004年4月28日，位于北京市南三环的宋家庄地铁建设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被送至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是一家农药厂的原址，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该厂被北京红狮涂料厂合并。
2006年7月，位于江苏苏州市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了20亩污染土地，六名筑路工人挖土翻起有毒土壤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黄金地块赫山地块施工现场，随着深层土壤被挖出，刺鼻的味道越来越浓，有工人陆续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由于不知实情，继续作业，最后，数名中毒工人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曾参与北京化工二厂地块调查采样的一位污染修复行业人员描述，毒气从直径50毫米的采样管不断外冒，用打火机即可将其点燃，足见污染物浓度之高。在此种环境中作业，会危害人体，造成恶性中毒事件。
“中毒事件属于急性事件，这表明场地污染已达到很严重的级别，而更多长期居住在污染土地的居民将可能是慢性中毒，病情可能在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显现。”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说，根据污染物种类和浓度不同，有些会有较长潜伏期。
重金属、电子废弃物、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是毒地污染物的四大类别。
被污染后的土壤，对人体带来的危害有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间接途径是通过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空气影响到人体健康，直接途径则是通过扬尘，或者儿童玩耍时不注意将污染土入口等方式。
美国和日本已有在重污染区域开发商品房后居民健康受损的案例，美国著名的拉夫运河小区案即是一例。上世纪70年代末，该小区不断出现妇女流产、死胎和新生儿缺陷等现象，成年人体内也长出各种肿瘤。而这一小区正是建设在一个化学废料大填埋场上，场地未经修复处理。残酷事实的揭露令小区居民震惊不已。他们走上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政府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和相应的措施。
这一事件最终迫使当时的卡特总统颁布了紧急令，允许联邦政府和纽约州政府为尼亚加拉瀑布区的拉夫运河小区近700户人家实行暂时性的搬迁。随后，卡特颁布了划时代的法令，创立了“超级备用金”。这是有史以来联邦资金次被用于清理泄漏的化学物质和有毒垃圾场。
科学界的诸多研究也证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区，人群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升高。
一些毒地虽已浮现，但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仅供专家内部研讨和政府闭门决策。一位参与多起土壤修复项目的专家介绍，如广州某处楼盘曾是一家重点化肥厂原址，重金属与石油类污染物超标并存。广州亚运村曾选定该位置，在调查后才发现场地污染问题，最终亚运村改选落户番禺区。但该楼盘居民始终不知真情。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向《财经》记者透露，深圳某块工业用地，曾是大批电子企业的原址，企业搬迁后，场地电子固废污染较重，现在这片场地上的企业并不知情，甚至当地政府部门对此地块的污染情况也不完全掌握。
《财经》记者获悉，去年下半年在北京某家中央国家机关系统的特级宾馆内，举行了康泉新城二期工地污染修复的评标会，为期两天。自2011年底至今年初，康泉新城二期工地的污土已着手处理。大部分采取异位修复方法，即将污染土壤移到他处做处理。
但该地块的污染土壤究竟运到何处，又如何处理？施工方以及参与修复的专家都未提供答案。一位自称北京中后机械施工公司的现场土方施工负责人称，污染土被运到北京东郊，处理方法为：“深挖几十米，然后将好土覆盖上面。这是按照要求做的，环保部门多次检查通过。”
将污染土运至异地填埋后，填埋地还必须进行防渗工程，以免污染地下水。一位了解康泉新城二期项目的人士透露，“被挖出的污土，运走后做了分类处理，分别设计了热解、焚烧、还有堆肥处理等几种修复方案，但最后处理过程中可能有不规范的地方。”
但这两种说法都没有得到中央公务员住宅中心的正面确认。
另有知情人士还透露，在康泉新城二期的评标会上，有评标组专家宣称，只在竞标单位资质和价格上衡量，不对初定的修复方案的科学合理性负责。“在会上甚至有人玩笑般说，工程竣工后，可以让环保部、国土部和住建部先后搬进去住，如果没有问题了其他部委可以入住，毕竟这几个部委在知识水平方面要好于其他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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