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没有人愿意生活在垃圾场旁边，但你可能正居住在比垃圾更具危害的毒地之上，因为你对所住社区的用地历史数据几乎一无所知。所谓毒地，是指曾从事生产、贮存、堆放过有毒有害物质，或者因其迁移、突发事故等，造成土壤和地下水污染，并产生人体健康、生态风险或危害的地块。
三道闸门失守
土地再开发大致有两个阶段，即土地收储和招标出让，政府控制土地一级市场。现有的环评报告，是在工程开工动土前进行，而并未在土地收储和规划环节有相应强制性要求。因此，土地储备中心、规划局等缺失对开发的场地进行污染环评和勘察，此为源头监管失守。
武汉赫山地块事件中，开发商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公司在施工工人中毒后，方知此地块为武汉市农药厂遗留的毒地，于是将该地块退回武汉土地储备中心，武汉土储中心向其赔偿1.2亿元。“损失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这是非常大的教训。”北京市环境科学院副院长姜林表示，按照国外成熟的法规，赫山地块事件中，开发商、土地储备中心和原武汉市农药厂都有责任。
开发商在获得这块土地时，应该对这一地块再做环评和勘测。中国环境修复网执行主编高胜达证实，许多外资工业企业来中国建厂之初或关停时，都会做土壤勘测，并将数据报备给当地环保部门，以明确自身责任。土地购买者在购买土地时，也会要求对方出示场地环评报告，甚至自行再做调查。
目前，在国内与毒地利益相关的开发商和业主两方皆缺乏作为。世界银行(微博)高级环境专家谢剑对《财经》记者分析说，这与优势地段的土地供不应求有关，“什么样的土地都可能有人要，即便是被严重污染的”。
对于场地污染，环评是最后一道防守闸门。武汉长江明珠经济适用房小区即出现了典型的环评缺失。小区选址时，未经环评便获国土、规划部门审批，并违规开工。至环保审批时，小区已基本建成。
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这一行业的毛利率在20%－30%，高于普通建筑业的平均水平，许多不具备资质的普通土方施工公司也大量承担污染土壤的土方工程，这极大增加了污染土壤的暴露和二次污染的几率。
在已知的污染场地修复案例中，往往选择当地环境科研院所成立的修复公司，“由于没有资质管理，有几台挖掘机就可以成立一个修复公司。”高胜达说，而只要能找到工程，就可以盈利。高胜达称，目前，国内污染修复产业大小公司有几十家，但真正有能力做好土壤修复项目的不超过五家。产业扩容过程中，不乏浑水摸鱼者。
昂贵的消毒
2011年5月11日，武汉市启动了该市化工企业土地修复工程——赫山污染土地修复工程。武汉市政府在赔付开发商1.2亿元之后，要再耗资2.32亿元为毒地埋单。
据武汉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该市还对其7处涉污地块进行调查评估，确定了4处土壤修复试点。初步统计，武汉市整个治理、修复工程耗资或达40亿元。为此，武汉正在积极争取中央环保专项资金的支持。
世界银行2010年发布的《中国污染场地的修复与再开发的现状分析》指出，修复治理费用高，使资金问题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
不同污染物、不同浓度的场地，以及所利用的修复模式手段不同，成本差距悬殊。通常概算，每亩土地的修复成本在100万元－200万元之间。以北京红狮涂料厂限价房项目为例，“每亩污染土地的修复成本是200余万元，而万科买下的地价是每亩1000万元，修复成本占到地价的五分之一。”
毒地修复往往需要5年-10年，甚至二三十年，“每块场地上千万元的修复资金，有赖于持续和专门的资金机制。”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专家谢剑说。
据一位中科院专家分析，国家环保部在“十二五”期间向土壤治理方面的投入将突破百亿元，仅江苏省在“十二五”期间投向土壤修复的资金就有24亿元。
但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林玉锁表示，这24亿元只是国家给予的指导性技术支持费用，用于技术研发和示范区推广，“将污染土壤全部修复干净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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